让我改变了主意。你是贵国的外交学院毕业的硕士，还是最顶尖的高材生，有很多对面立场的实务经验。我希望你配合我，在乔治敦的最后一年，完成这本著作。我给你挂第二作者。”

顾骜微微一惊。

后世那本《论国》？不是应该20多年后才被基辛格写出来的么？

而且《论国》里有很多关键，都是在讨论苏联完蛋之后，美关系如何才能各取所需式发展。现在苏联还活得好好的，美没有任何直接竞争，这本书算写出来，深度也差很多。

再往深处想一层，顾骜进一步担心：如果跟基辛格写这本书，会不会给人留下“帮助美帝研究怎么对付国”的嫌疑。

这对他可不好。

顾骜很有原则地说：“教授，恕我不能贸然答应您的请求。如果你要我提供不涉及机密的素材、或者帮你解读国传统政治化，我很乐意。但我不会帮你研究如何对付国，也不想要一本那样的书的第二作者。”

基辛格摆摆手：“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是搞外交的，不是搞军事和意识形态的。不光是对国，哪怕是对苏联，我都不会用‘威胁论’或者‘崩溃论’来简单解读。我希望研究的，是‘各取所需式的共同进化’，你能明白我的意思么？”

“不明白。”顾骜直率地回答。

基辛格也不急躁，很有耐心地解释：“意思是，我跟很多国的领导人接触过，我深深认识到，很多你们国人在乎的东西，我们美国人不在乎。又或者有很多我们美国人珍视的东西，你们国人其实不在乎。

好古代朝贡贸易，你们国人最在乎的是脸面，是你们所谓的‘大义名分’。而进贡小国在乎的是赚钱，所以朝贡贸易至少在双方高层是皆大欢喜的，因为各自得到了想要的东西。

到了现代，我也意识到，你们国每一代领导人，都有在乎我们美国人不在乎的东西，同时你们每一代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