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连李云龙这样的角色，都更喜欢“说脏话的、有真实感的”。

但是，在1979年，萧穗这种太过实事求是并且血淋淋的叙事倾向，却明显与她在复旦系的同学们格格不入，太超前了。

大家因为她是光荣负伤、过一线的英雄记者，暂时对她礼貌有加。

不过对她的创作思想，却冷冰冰地保持距离。这让她这半个学期的大学生活，精神颇为苦闷。

在这个节骨眼，半年前帮过她的顾骜又出现了，而且寥寥数语的沟通，立刻让萧穗找回了那种久违的亲切感。

不是因为顾骜的帅或者事业有成；

仅仅是因为顾骜的艺鉴赏倾向之开明，让萧穗心仪不已。

坐在飞机，看了一会儿起飞后的景致后，萧穗很快陷入了与顾骜无话不谈的倾诉状态，想把这两个月承受的不理解一股脑儿倒出来。

顾骜感同身受地说了一个自己身边的例子：

“你说的我都懂，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例子——我伯父去了蜀建设三线，当初他是厂里技术最好的八级车工。而如今呢，时代变了，不用担心打仗了，那些曾经响应号召的人的贡献，也忘了。

还不如当初偷奸耍滑留在钱塘、甚至宁可下乡的。如今把农村的地拿出来搞乡镇企业，也去大山里收入高。”

虽然这个例子并没有涉及战争和人命，但萧穗觉得与她经历过的一切，在精神冲突是那么相似。

她心有戚戚焉地叹息了一句：“这种事情，我们国家有，资本注意的美国也有，难道是全人类共性的悲剧么？还有其他国家有么？”

顾骜是外交学院的，国际史解读自然非常渊博，加他前世经常看高大松的《晓说》，见识本来广，所以下意识回答：

“这有什么怪的，菲茨杰拉德写的算轻的了，毕竟美国好歹还算有钱。一战同期，英国美国恶心多了。邱死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