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折朕均交给四辅官票拟，由朕最后批答。可依照爷爷定下的规矩，朝廷六部等衙门直隶于朕，奏折交由四辅官票拟于《大明会典》并无依据。四辅官无确定名目，名不正则言不顺，长此以往必将导致内阁与六部互争雄长，怠慢朝政。其实，兄长即位之初六部与四辅官就曾争过长短，尤其吏部身为六部中权最重的一部与四辅官十分不睦，只是被兄长压了下去。可以后的皇帝未必能够如同兄长一般将内阁与六部之争压制下去。兄长之所以在藩国直接设立左右王相，而非如同四辅官的官职，就是如此了。”

“其二，四辅官有票拟之权却并无最后施政之权，必定奢望施政之权。若是皇帝不放手必定导致皇帝与四辅官产生矛盾，不利于朝廷施政。”

“其三，四辅官与六部互争长短，四辅官内各副官因无十分明确的权责划分也会互相排挤，长此以往必定导致激烈党争，朝臣以派系区分，凡是另一派系之官提出的建议不论对错均一概否决，朝廷将深受其弊。历朝历代，亡国之祸都与党争有关。”

允说的这三条理由，就是历史上明代后期内阁制度的症结所在。而且允还有一个重要观点没说：其四，内阁势大导致皇帝为了制衡又扩张了司礼监的权力，导致宦官权重。从所有掌权的宦官本意上来讲，他们当然比大多数文官更加盼望朝廷好，他们又没有后代，能掌权的宦官也都和皇帝的感情不错，自然比文官更亲近皇帝。

可司礼监设立后，因必定要与内阁、外朝争权，而皇帝也不可能用宦官完全替代文官，导致大明的党争更加激烈。文官在对宦官进行反击的时候，因宦官的权力完全来源于皇帝，使得宦官权力的削弱必定也会导致皇帝权力被削弱。

这其中最典型的事例，，就是‘五人墓碑记’事件。魏忠贤派人到苏州逮捕周顺昌，‘苏州市民’群情激愤，奋起反抗，发生暴动。事后，魏忠贤一开始不敢追究此事，后来等风平浪静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