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水，以便他的灵魂顺着江水去家乡探望，再顺江水回来。

但是，父亲的愿，我必须还。八十年代末我到上海读书，我学得不够地道的上海口音，让我在上海商贩手里吃了不少苦头，连坐公共汽车都被指错方向，售票员厌烦地说：“外地人，拎勿清。”

近年我到上海做过几次签名售书之类的事，上海记者却惊喜我能学上几句宁波腔。

最终我与上海还是“隔”。

但是，作为小说家，我却有一个多年修炼得来的移魂术：我能让我的主人公替我还父亲的愿：在上海长大——冒险上海，征服上海，败绩上海。

冥冥之中，我觉得父亲会喜欢这个故事，让我代他生活在上海。

我从重庆到上海，与所有的外地人一样，被上海人看做小月桂一样的乡下人。这没有什么错，并非每个上海人都是大慈大悲的佛陀，不必皆知众生苦。

我想问自己，上海引以自豪的现代性是怎样出现的？这成了我的一个悬疑。我不得不想像“如果我与上海一起长大”。

而我母亲的第一个丈夫是个袍哥头子，他在旧重庆的西餐馆，或是两江一带码头呼风唤雨，对女人却很有流氓本色。母亲还是逃离了他。

我开始设计这本小说时，本想写一个革命者怎么一步步成为一个黑道人物，后来发现最可写的是一个女人，如我的母亲，她那双大脚，如何从乡下踏入摩登世界。怎么遭遇奇迹，陷入地狱；又从地狱返回，历遍人间。

这才出现这本“虚拟自传”。

写完这本小说初稿，去年已落的桃花，又一次花开，又一次花落。我很想让父亲知道，我花了整整一年半时间，为他还了一个愿。

我今年回重庆，去上坟的那天夜里，梦见父亲，背景是一片烂漫的桃花，他还是一口天台话：“客舍如家家如寄，谁问花开尚如昔？”这半通不通的奇怪言语，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