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能先生，这个问题可不该问我——我想萨顿律师会为你想办法的。”

检察官调侃道，这是辩护律师的责任，控方可不会为被告找证据。

他毫不留情地继续问道：“高能先生，关于你和死者的关系，你说常青是你父亲的好友，能否说得再详细一些？比如你第一次见到常青是什么时候？”

又是一颗拉开引信的手雷！

我无奈地接过来说：“我……我……是在父亲死后才见到常青的！”

“哦，对不起，请问你父亲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心头颤抖一下便放弃了抵抗：“今年，夏天。”

手雷又爆炸了。

“这么说来，你是在案发前不久才认识死者的？”

“yes。”

“抱歉，我感到有些奇怪，这么说来你和常青并不熟，他为什么还要帮你来美国呢？”

“他说是父亲生前的朋友，与我们家是世交，并非常怜悯我的处境。”

“你的处境？”

豁出去了，索性把以前的倒霉事也说了吧：“我原来是天空集团中国分公司的员工，但后来被公司裁员。没人知道我是高思国的侄子，我也从未和我的叔叔联系过，我希望他能帮助我摆脱困境。”

“很好，好莱坞电影里常有的情节，穷困潦倒的年轻人，到美国来投奔富有的叔叔。”检察官露出一丝狞笑，转身对法官说：“我的问题问完了，谢谢。”

此刻，我已满头冷汗，看着萨顿律师走到我面前，他的脸色也有些尴尬，问了我几个平常问题，包括我以前的工作与生活，还有我对于常青的了解——其实我也一无所知，除了千万不能说出口的蓝衣社。

这些都是我们事先排练好的，也没什么惊天动地，在陪审团觉得厌烦之时，萨顿律师乖乖结束了提问。

法官疲倦地叹了口气：“今天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