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昌失守，不仅使红军遭到了惨重的损失，根据地也从以往二三十个县的一片被分割成了几小块。中央苏区只剩下了瑞金、于都、会昌等县，中央苏区已到了最后关头。

广昌战役的失利，给李德的打击无疑是沉重的。他从广昌撤回到瑞金便病了，他躺到瑞金郊外那间独立房子里闭门不出。人们都知道，他的病是心病，能治好他的病的，只有他自己。

此时，压在周恩来身上的担子也不轻。在广昌战役前一直沉默的周恩来，终于在4月30日，红军已撤出广昌两天后，致电博古、朱德、李德：我主力经长期战斗已相当疲劳，有损伤，新兵又多，干部缺损很大，尤其广昌战役后，亟需有把握胜利和极大机动。同时，他还在第40期《红星》社论中指出，严重的形势摆在我们面前，历史给我们的时间已经很短了，在这里，需要我们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顽强性，不动摇地执行党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一切号召……周恩来在撰文中列举目前最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若干表现时，把“单纯的防御堡垒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分兵把口子”也列在了其中。

这篇社论旗帜鲜明地是在反“右”，而具体内容却隐含着反“左”。周恩来清楚，红军的确到了最危险的关头，不能再这样坐以待毙了，下一步红军应该寻找自己的出路了。

广昌战役之后，鄂豫皖省委要求中央派遣军事干部，增强他们那里的力量，经研究决定、派22师师长程子华前往。

在程子华出发前，他们仔细研究了鄂豫皖地区的形势以及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教训。在周恩来看来，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转移，不失为打破敌人“围剿”的一种好办法。也就是在红四方面军的启发下，周恩来萌生了一方面军在必要时也进行战略大转移。

当他向博古、李德把这一设想提出后，李德和博古也同时认为这是一种在没有办法下的一种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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