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是很热心的打听。

“他们说，他和学校订了三年的合同。”

“你是几年？”

“我们都没合同，学校只给我们一年的聘书。”“怎么单单他有呢？”

“美国精神，不订合同他不干。”

整象毛博士！

老梅接着说：“他们说，他的合同是中英文各一份，虽然学校是中国人办的。博士大概对中国文字不十分信任。他们说，合同订得是三年之内两方面谁也不能辞谁，不得要求加薪，也不准减薪。双方签字，美国精神。可是，干了一年——这不是快到暑假了吗——他要求加薪，不然，他暑假后就不来了。”

“呕，”我的脑子转了个圈。“合同呢？”

“立合同的时候是美国精神，不守合同的时候便是中国精神了。”老梅的嘴往往失于刻薄。

可是他这句话暗示出不少有意思的意思来。老梅也许是顺口地这么一说，可是正说到我的心坎上。“学校呢？”我问。“据他们说，学校拒绝了他的请求；当然，有合同嘛。”“他呢？”

“谁知道！他自己的事不对别人讲。就是跟学校有什么交涉，他也永远是写信，他有打字机。”

“学校不给他增薪，他能不干了吗？”

“没告诉你吗，没人知道！”老梅似乎有点看不起我。“他不干，是他自己失了信用；可是我准知道，学校也不会拿着合同跟他打官司，谁有工夫闹闲气。”

“你也不知道他要求增薪的理由？呕，我是胡涂虫！”我自动地撤销这一句，可是又从另一方面提出一句来：“似乎应当有人去劝劝他！”

“你去吧；没我！”老梅又笑了。“请他吃饭，不吃；喝酒，不喝；问他什么，不说；他要说的，别人听着没味儿；这么个人，谁有法儿象个朋友似的去劝告呢？”

“你可也不能说，这位先生不是很有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