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初年的玄武门之变一直是小说和影视作品的演绎对象，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这是一段始终笼罩在迷雾中的历史。目前可查的有关记载主要来自于《新唐书》、《旧唐书》和《资治通鉴》，然而这三部书对于这一事件的描写均太过简略，因此而产生的诸多政治悬疑就给玄武门之变涂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按照惯例，历代皇帝不能调阅记录自己言行的《起居注》，而唐太宗却偏偏打破了这个惯例，做为一个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帝王，他这一行为本身符合其性格特征，然而却不可避免地给后世的史学研究带来了极大难题。至少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就很清楚他所依据的《太宗文皇帝实录》当中关于玄武门之变的部分并不全部可信，然而李世民毕竟是开创了贞观之治的一代明君，也是历代王朝和帝王所讴歌效仿的对象。因此经过一千四百年时光的冲刷洗涤之后，武德九年六月长安所发生的这场流血政变的真相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仔细推敲的话，史书上所描写的此次事变过程当中存在许多疑点。所谓疑点，就是指一般被认为史书描述中不尽合理的地方。比如说，按照史书描写，李世民直至最后一刻才在下属的劝说甚至胁迫下下定决心拼死一播，然而其进入宫城伏兵临湖殿直至击杀建成和元吉的行动都顺利之极，中间似乎没有遇到任何困难。根据《常何碑》的记载，李世民推荐常何出任禁军统领驻守玄武门是在武德七年杨文干事件前后，或许当时李世民还并没有决定以政变模式登上皇位，但是很难想象他的这一举动是无意为之。另外，在政变发生当天，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十个儿子全部被杀死，一个都没有逃脱，这一点是相当令人震惊的，因为根据记载，当时李世民手中兵力远少于宫府军，在没有事先周密部署的情况下，有那么一两个漏网之鱼是相当正常的。十个皇孙之中只要逃出那么一两个去，就会给李世民的善后造成极大麻烦，然而事实是，在政变发生当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