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和外头没通过消息，难得你来了，陪我说会话。”

傅侗文迫切想获取有用的信息，但与世隔绝，毫无办法。

沈奚回忆自己在上海遇到的事，事无巨细讲给他听：

八月时，全国开始统一银币，“袁大头”已经成为唯一的法定国币。当时她手上还有别的货币，被祝先生劝说着，都去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兑换了一堆银币、镍币和铜币。

九月上，她留意到有新版的《青年》杂志出来，很受追捧，她接连两期都没买到，倒是段孟和送了她一本。段孟和告诉她，创办人是陈独秀，这上头撰稿的人也都很有名，鲁迅、李大钊和胡适等先生都会有文章在上头。听到创办人的名字，沈奚想到了在游轮上，傅侗文提到的那位跳海的先生。这一个个名字对她都是陌生的，但她想，傅侗文该会晓得。

“《青年》？”傅侗文念这个名字，没多的评价。

他这人，从未听到他直白地评议什么，不像沈奚接触到的那些留学生，总喜好慷慨激昂地表达自我，阐述追求。

沈奚说到后头，停下来，傅侗文凝注她。

要不要说？不说他迟早也会晓得。

“可能……是要登基了，”她低声说，“外边的人都在说。我看到你父亲也在试官服。”

来时路上，火车站、轮渡上都有人在说。

尤其她从上海到南京坐得是头等座，那里头的人更像上层社会的人，说起此事更不遮掩。

这在傅侗文预料之内。

他是被锁了铁链的人，心余力绌，徒增烦闷。

傅侗文将一杯茶饮尽，握她的手：“灯不好一直亮着，庆项明日又要啰嗦。”

他是在说，要睡了。

沈奚跟着他，坐上软绵的床，记起刚刚的旖旎。于是在揿灭台灯前，她游移不定地瞄了一眼他穿着睡裤的下身，怕他还在“僵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