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将提交贵政府以及军事专家，一份在北京以及更远地区的军事行动计划书。”(引自whiting,sovietpoliciesinchina，p.243)这种不切实际的要求当然不会得到苏俄的支持。

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循原路线回国。蒋介石于十二月十五日抵达上海，给孙中山寄了一份《游俄报告书》，却又迟不回粤。孙中山于十二月三十日电蒋有谓，“兄此行责任至重，望速来粤报告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也连发六电，催蒋南归，然而蒋仍在老家溪口住了两个多礼拜，直到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六日才回到广州报命，并被委派为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

然而奇怪的是，不到一个月，蒋介石又不告而别，留书请辞。当我们见到蒋出走后写给孙中山与廖仲恺的信，就不再奇怪，原来还是因为不如意、以退为进，而这一次更加情见乎辞，甚至语带责备与要挟。他于一九二四年三月二日致孙长函中，一再提到陈炯明叛变时与孙“同生死、共患难”、“无难不从、无患不共”，借此抱怨孙对他的耿耿忠心，回报不够。他又借当年与陈其美的交情之深，以暗指孙对他信之不专、爱之不切!竟谓：“先生今日之于中正，其果深信乎？抑未深信乎？中正实不敢臆断!”再往下看，更知所谓“信不专、爱不切”，因孙中山仍然把他视为侍卫长看待，没让他“兼任他务”，也就是没让他管军事之外的党政大事(蒋致孙函见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六册，页八至二十)，政治野心已呼之欲出。我们再看一九二四年一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一大，没有他扮演的角色。那次会议，孙中山继续出任党的总理，中央执行委员二十四人，胡汉民、汪精卫、张人杰、廖仲恺、李烈钧、居正、戴季陶、林森、柏文蔚、丁惟汾、石瑛、邹鲁、谭延闿、覃振、谭平山、石青阳、熊克武、李大钊、恩克巴图、王法勤、于右任、杨希闵、叶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