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肆虐，作者可以相当从容地从文化大冲突宏观布局，引经据典，有时甚至优雅地铺陈一个科技控制的乌托邦，以一个女子琳达（Linda）和她的儿子约翰为中心，写人性的挣扎和失败。约翰是个生长在印第安部落的俊美青年，被新世界的人称为野蛮人，但是他随日月星辰，四季运转所见的世界却是全书最美的篇章。

阅读《美丽新世界》时，必须同时读奥韦尔的《一九八四》。这两本小说都只有两百页左右，无论在故事取材和文字风格都大大不同，但却同被认为是反极权或反共最成功的文学作品，往往一起阅读一起讨论。写《一九八四》的奥韦尔，曾在缅甸的英国殖民地作过警察，参加过西班牙内战，被集体出卖，回到英国当记者，以社会主义的同情观察低层社会的思想和疾苦。因此，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之后书写《我为何写作）说:“我讨论严肃问题的作品，无一字一句不是直接或间接反抗极权主义，拥护民主的社会主义。”《一九八四》预言老大哥政府（BigBrOther，一般认为是直指斯大林的极权统治）是运用惩罚，和对惩罚的恐惧。

而一九五九年赫胥黎又出版《重访美丽新世界》。检视二十七年间世界的变化和隐忧，指出在他的新世界里，政府并非暴力的控制，而是运用科学与技术，有系统地达成宰制全民的极权。

殷海光的评论文章《一九八四年）（《殷海光全集》页二三｜一二一，台北桂冠出版社），说到那个极权政府的三句标语:“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愚昧即力量”，其中“愚昧即力量”之说，真可算惊天动地的伟大发现，引起知识分子高度的关注。在一九七0年的台湾，我把这二十多位青年带到这个辩论的海边，把他们用英文推进注满高级思潮的海洋中，任他们渐渐发现海洋的深度。文学不同的风格，如同泳渡的方式一样，也是千变万化，值得研究思考的。

《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