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近，妈妈易于伸出援手。如果想留在大学教书将来不被淘汰，今年是最后的机会。

这个基金会初审通过了我的申请，但是必须在八月三十日之前到纽约面谈再待决审。我同时也再申请傅尔布莱特交换计划的旅费与书籍补助，那又是一场“三堂会审”式的考试……他们之中有一位是刚由哥伦比亚大学来台访问的夏志清先生。他问我对于艾略特（T．S．Eliot）的戏剧有什么看法?恰好在前一年暑假我读了他的三个剧本，《大教堂中的谋杀》、《家庭聚会》和《鸡尾酒会》，所以颇有可谈。

这一年暑假，两个大孩子办了转学高中一、二年级，小儿子考上了第一志愿大安中学初一（当时自以为已经安顿，今日回想。何等无知），中兴大学为我办了留职留薪进修一年（当年薪俸以台币换算，不足一百美金），我才有身分得交换计划奖助。但期满必须回原校任教三年。这年暑假我由教育部审定，升等为正教授，距我来台整整二十年，我仍在奋斗，求得一个立业于学术界的学位!

那个七月是难忘的炎热，我们一家五口，放弃所有的猫，只带了一只小狗，由台中的大院子，高架的日式房子，搬到铁路局代祖位在金华街的三十多坪公寓，好似塞进一个蒸笼（那时还不普遍装冷气），三个青少年失去了伸展的空间，烦躁不宁。而我却在“安顿”之后，立刻要渡重洋漂大海追求一个他们听不懂，也许至今他仍不谅解的“学术理想”!许多年后，我只记得那不安的熬煎，焦头烂额的夏天夜晚，已全然看不见天上的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