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府的地下抗日工作，九死一生，终熬到抗战胜利，由广阔的东北家乡到上海来，我的婚宴是他们最后一次聚会。几十条热血汉子，大声地谈着“挟着脑袋打日本”的艰辛往事。在上海所见，他们心中大约也明白将进入另一场噩梦。这些当年举杯给我祝稿的人，也就是我父亲晚年萦绕心头，使他端起酒杯就落泪的人。

婚礼后十天，我乘船回到台湾。此时已全无犹豫，回到原有工作，在已熟悉的台北建一个自己的家。父母不再担心，朋友们觉得我离开人心惶惶的上海，在“海外”有一个生活的目标竟是可羡之事。我也从此对人生不再有幻想。

回到台北，先借住在铁路局电务科长郑兆实先生的家。大约一个月后，带着我们最早买的家具，一桌、两椅、一张双人床和小柜，搬人我们的第一个家——奉准将台北电务段一间大仓库用甘蔗板隔成两家，暂用宿舍靠街的一户，另一户是新科长李枝厚先生一家，有六个小孩，全是很好的中小学生。

台湾糖业公司出产蔗糖，赚回大量外汇是国家收人最大的经济来源之一。榨糖副产品用来大规模养猪，制甘蔗板等等，对台湾的贡献真是巨大无比。而台糖生产的甘蔗板，在当年解决了无数新来人口的居住问题。唯一缺点，当隔壁家孩子嬉戏玩闹，推了隔间用的甘蔗板，我这边的屋子就变小了……。

我记得那隔成三小间的新家，外面是厚重的木板墙，位于很热闹的延平北路口，右边是警察派出所，与铁路局隔街棺对。墙外一条街通往后火车站，半条街摆满了摊贩，最多是布贩。还有一些菜贩。早上买菜人潮之后，布贩开始大声用闽南语吆喝，“一尺二十块!一尺二十块!真俗!”伴随着把裹着木板的布匹展开，啪啪地摔在摊子上的声音，十多个声音此起彼落她一直喊叫到下午两点左右，拉黄包车的嚷着“边啊!边啊!”灌满了我的陋室。

不去上班的周末，墙外的生意更是鼎沸，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