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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蚀烂症。痛苦到了极点,面部表情反倒近于狂喜……眼睛半睁半闭,嘴拉开了仿佛痒丝丝抓捞不着地微笑着。整夜他叫唤:"姑娘啊!姑娘啊!"悠长地,颤抖地,有腔有调。我不理。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我恨这个人,因为他在那里受磨难,终于一房间的病人都醒过来了。他们看不过去,齐声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来,阴沉地站在他床前,问道:"要什么?"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他只要人家给他点东西,不拘什么都行。我告诉他厨房里没有开水,又走开了。他叹口气,静了一会,又叫起来,叫不动了,还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三点钟,我的同伴正在打瞌盹,我去烧牛奶,老着脸抱着肥白的牛奶瓶穿过病房往厨下去。多数的病人全都醒了,眼睁睁望着牛奶瓶,那在他们眼中是比卷心百合花更为美丽的。
香港从来未曾有过这样寒冷的冬天。我用肥皂去洗那没盖子的黄铜锅,手疼得像刀割。锅上腻着油垢,工役们用它煨汤,病人用它洗脸。我把牛奶倒进去,铜锅坐在蓝色的煤气火焰中,象一尊铜佛坐在青莲花上,澄静,光丽。但是那拖长腔的"姑娘啊!姑娘啊!"追踪到厨房里来了。小小的厨房只点一只白蜡烛,我看守着将沸的牛奶,心里发慌,发怒,像被猎的兽。
这人死的那天我们大家都欢欣鼓舞。是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将他的后事交给有经验的职业看护。自己缩到厨房里去。我的同伴用椰子油烘了一炉小面包,味道颇像中国酒酿饼。鸡在叫,又是一个冻白的早晨。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的活下去了。
除了工作之外我们还念日文。派来的教师是一个年轻的俄国人,黄头发剃得光光地。上课的时候他每每用日语问女学生的年纪。她一时答不上来,他便猜:"十八岁?十九岁?不会超过廿岁罢?你住在几楼?待会儿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