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个护士小姐在我身边。

“什么病？”

“初看是急性肺炎，验血报告还没下来——”

我匆匆忙忙的跑着找病房，推开门见克里斯躺在一个单人房里，淡绿色的床单衬着他憔悴的脸，身上插了很多管子，他的眼睛始终闭着。

“再烧要烧死了，拿冰来行不行——”我又冲出去找值班的护士小姐。

“医生没说。”冷冷淡淡的，好奇的瞄了我一眼。

在我的冰箱里一向有一个塑胶软冰袋冻着的，我开车跑回去拿了又去医院。

当我偷偷的将冰袋放在克里斯颈下时，他大声的呻吟了医生没有再来，我一直守到黄昏。

郭太太两姊妹和我翻遍了那个小房间，里面一堆堆全是他的稿件，没有列出来的原稿。可是有关健康保险的单子总也没有着落。克里斯可说没有私人信件，也找不到银行存摺，抽屉里几千块钱丢着。

“不要找了，没有亲人的，同住十年了，只你来找过他。”另一位郭太太比较会讲西班牙文，她一焦急就说得更好了。

我问起克里斯怎么会烧成那样的，老太太说是去南部受了风寒，喝了热柠檬水便躺下了，也没见咳，不几日烧得神智不清，她们才叫我去了。

我再去医院，医生奇怪的说岛上这种气候急性肺炎是不太可能的，奇怪怎么的确生了这场病。

到了第五日，克里斯的病情总算控制下来了，我每日去看他，有时他沉睡，有时好似醒着，也不说话，总是茫茫然的望着窗外。

两个老太太失去了克里斯显得惶惶然的，她们的养老金汇来了，我去邮局代领，惊讶的发觉是那么的少，少到维持起码的生活都是太艰难了。

到了第六日，克里斯下午又烧起来了，这一回烧得神智昏迷，眼看是要死掉了。我带了老太太们去看他，她们在他床边不停的掉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