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来的时候，手机一边响一边震，在床头柜上缓慢移动。接听前我看了眼时间，十点二十。

是部主任宗而。

“那多啊，钓鱼案的事情，你说我们是不是跟进一下？”他用商量的口气问我。

近几年，上海最最著名的社会事件，除了倒楼案外，就得数这次的钓鱼案了。城管部门放倒勾假装乘客吊黑车，在我这个跑老了社会新闻的记者来看，算是司空见惯毫不令人吃惊的手段了。如果不是这一次被勾上的司机觉得太冤断指明志，传到网上举国哗然，恐怕又要像从前那样不了了之。

政府是个庞然大物，要推动任何一个角落的改革，都需要强大的力量。就如多年前孙志刚之死促使收容制度改革一样。事实上，现在民众呼吁的停止“钓鱼”还压根称不上什么改革，莫说那些好心让路人搭便车的无辜司机被强行拔车钥匙罚款，就算真是无证运营的黑车司机，依法都是不能用放倒勾的方式取证的。不过这个世界上，应该怎样和现实怎样，常常都有很大的差距。

这些天来，因为钓鱼案，全国大大小小媒体的社会口记者，全汇集到了上海。不过相对来说，本地媒体都比较“克制”，上海的新闻审查是著了名的“周到”，管不了别地的媒体来采访，本地的媒体还是管得住的。其实不单上海，就算是以尖锐闻名的《南方周末》，在报道本地的负面新闻时都不免束手束脚。

所以听见宗而这么说，我有些吃惊。

宗而当然知道我在想什么，电话那头苦笑道：“这么大的新闻，多少媒体都在报道，市里再怎么捂也是白搭，这两天口气已经松动了。你看吧，过不了几天上海那几张大报也得开始跟进深度报道了，我们小报，要动得比他们快一点。还有啊，你是社会版的主笔，也不能总不写时评，就写个钓鱼案的评论吧，尺度……你是老记者，知道的啰。”

有一阵平媒都兴首席记者首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