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能打个电话吗？”这是我第三次提出同样的要求。

“不行，和你说过多少遍了，听不懂中国话吗？”看守所的员警对我恶狠狠地说。

“就算我是杀人嫌犯，也不会没有和外界通讯的自由吧。何况我是冤枉的。”我抗声说。

“等北京警方来人把你押走，你和他们去提要求。在这之前，我们这里可不能出什么岔子。”

“我不会乱打电话的，就是让朋友帮着照顾一下父母，让家里安心。”我急着说，被困在这里，要是连电话都没得打，可真是求助无门了。看看眼前这年纪不大的小警察毫不在意的样子，我又试探着补了句：“您抽什么烟，我让家里给您带条来？”

这警察“嗤”了一声，道：“这算什么，我还图你的烟？”说着他打量了我一番，微微点头，说：“这样吧，你填张申请表，要打给谁，准备说些什么内容。我看看再说。”

这是在广州的一个看守所里。

我从海防艇上下来的时候又是一个深夜，直接被押上了警车，如果不是特意问了句，还不知道身处何地呢。

我对广州的印象并不是很好，相比上海，这里的治安要差一截，火车站更是出名的混乱，几次来广州出差，都提着一颗心。没想到这次来，却没了提防别人的资格。

“喏。”纸和笔从门上开的窗里递进来。

“好好想想该怎么写。”他用不知什么东西铛铛敲着铁门，好像要敲打敲打我的脑袋。

看样子最多只能打一个电话，我曾想过打给父母，很快自我否定掉了。这事情和他们说不明白，徒增他们的担忧，对于解决我目前的困境，他们是帮不上忙的。

思来想去，靠得住并且有能量的朋友，就只有梁应物一个人。

我在纸上写了我和梁应物的多年同学关系，他的大学讲师身份，以及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