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在我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白自己为何写作,我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更加接近真实。因此在一九八六年底写完《十八岁出门远行》后的兴奋,不是没有道理。那时候我感到这篇小说十分真实,同时我也意识到其形式的虚伪。所谓的虚伪,是针对人们被日常生活围困的经验而言。这种经验使人们沦陷在缺乏想象的环境里,使人们对事物的判断总是实事求是地进行着。当有一天某个人说他在夜间看到书桌在屋内走动时,这种说法便使人感到不可思议和难以置信。也不知从何时起,这种经验只对实际的事物负责,它越来越疏远精神的本质。于是真实的含义被曲解也就在所难免。由于长久以来过于科学地理解真实,真实似乎只对早餐这类事物有意义,而对深夜月光下某个人叙述的死人复活故事,真实在翌日清晨对它的回避总是毫不犹豫。因此我们的文学只能在缺乏想象的茅屋里度日如年。在有人以要求新闻记者眼中的真实,来要求作家眼中的真实时,人们的广泛拥护也就理所当然了。而我们也因此无法期待文学会出现奇迹。
一九八九年元旦的第二天,安详的史铁生坐在床上向我揭示这样一个真理:在瓶盖拧紧的药瓶里,药片是否会自动跳出来?他向我指出了经验的可怕,因为我们无法相信不揭开瓶盖药片就会出来,我们的悲剧在于无法相信。如果我们确信无疑地认为瓶盖拧紧药片也会跳出来,那么也许就会出现奇迹。可因为我们无法相信,奇迹也就无法呈现。
在一九八六年写完《十八岁出门远行》之后,我隐约预感到一种全新的写作态度即将确立。艾萨克辛格在初学写作之时,他的哥哥这样教导他:“事实是从来不会陈旧过时的,而看法却总是会陈旧过时”。当我们抛弃对事实做出结论的企图,那么已有的经验就不再牢不可破。我们开始发现自身的肤浅来自于经验的局限。这时候我们对真实的理解也就更为接近真实了。当我们就事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