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道歉也无济于事。每天晚上，我在狱中写着他永远不会看到的信。写了撕，撕了写，不停地这么反复着。一直到言词已尽，再也没有什么好写了以后才停止。我想我写了近一年。

一九七五年，在狱中、我二十六岁那年的秋天，信太郎翻译的《玫瑰沙龙》出版了。担任信太郎编辑的佐川透过律师送了一本给我，我才知道的。

事件过了一年多以后，信太郎重出社会，开始翻译未完成的翻译工作。经过了许多波折终于诞生了的《玫瑰沙龙》，是一本厚度将近五公分的长篇大作。书的封面是颓废派的画，在画的底下仔细看，可以看出蔷薇花的轮廓。相当的细致。

在字里行间，唤起了我许多的鲜明的记忆。那儿是信太郎不断推敲的地方、因为译不出来而先跳过的地方，还有我和信太郎第一次有肌肤之亲的部分。

我一页一页翻着，不禁泪如泉涌。随便我看哪一段，都有以前的自己还有以前他们夫妻的影子。

在书的最后，有译者感言。那是长达七页的解说文章。我几乎可以听到信太郎的声音，一直到最后一行停了下来。那写着译者信太郎对担任编辑的佐川的感谢之辞，然后就只有日期和信太郎的名字。

就只有这样。他什么都没有。和他一起翻译，一点一点帮他从事粗译、誊写等等工作的我，常以他的专属秘书出现的我的名字，怎么样我都找不到。连因为某种个人原因所以出版大幅延期，这种对读者交代的话也都没有。

那是理所当然的吧。对拿枪杀人的人没有必要为文感谢。即使那个人过去与自己相当亲密，对这个人心中还有些许的感谢之意，但是以一般社会的伦理来看，还是应该割爱。

我即使了解还是很难过。没有道理的孤独感向我袭击。我想，我们在没有事先讲好的情形下，那样几乎完美地让作证内容吻合、骗裁判过关。但是他们似乎不认为是三人一心努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