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可能），那就意味着这个人没有生活，没有成长，没有一切。

事实上，这样的人是没有的，不存在的。

我这么说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怕做错事，有时候做错事反而会把我们敲打得更加坚硬有力。

但我又要矛盾地强调，我们搞地下工作的决不能做错事，我们工作的性质不允许我们做错事，因为错误一到了我们手里就变成了大的，小的也是大的，甚至一个不合时宜的喷嚏也是个偌大的错误，也会断送我们乃至成千上万人的性命。

这就是我们地下工作者的矛盾，一方面我们是人，不可能不做错事，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做错事，一做错事就可能断送我们只有一次的性命。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从事的是世上最残酷也是最神秘的职业，任何一个变故，任何一次疏忽，乃至任何一个正常的错误，都可能结束我们的生命。

这是没办法的，最好的办法便是把生命置之度外。

我相信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也只有这样。

我说过，1948年的3、4月间，我们遇到了很多麻烦事，这个春天谁也想不到会这么难过。

期间的一天，保密局全体人员在二楼小礼堂里开我的上司吕展的追悼会（这老东西早该死!），中途我去上厕所，不一会儿就听到你母亲的脚步声在我背后响起，便知道她一定有什么事要通知我。

我故意在厕所里磨蹭着，等你母亲入厕有一定时间后才放水冲厕，通告你母亲：我要出来了。

果然，我刚到洗手间，你母亲跟着也出来，和我并排站在那儿洗手，同时往我口袋里塞了张纸条，告诉我说，郑介民知她有身孕很生气，要她尽快把孩子处理掉，问我怎么办。

你看，你还没出生就开始给我们找麻烦了。

我经过再三考虑，决定不理他。

这样一来你母亲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