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还摊着一大堆菊花秧子，不能栽了。走回房去就着脸盆里的凉水，洗了一把手，洗得满盆都是泥土。看看院子里的花，叫自己也未免笑自己做事有头无尾。

便叫了听差车夫进来，一顿把花按着盆子栽了。栽不了的，就叫他们拿了出去。自己先栽一株花，按着歌诀，要多少土，要多少水，这会子乱七八糟，也就不管了。

当新闻记者的人，是没有星期休息的。每到了星期，就要抱怨自己干的这种职业不好。杨杏园也是这样，不过他有一种自慰的法子，把一部分不受时间限制的事，星期五星期六，就预先忙着赶做些起来，星期日，在家里究竟可以休息半天。这时富氏兄弟不在家，李冬青又走了，一个人不做事，反而不知道怎样好。回头一看椅子边的电话插销，随手将耳机插上，便四处打电话，找朋友说话。百无聊赖中，找了这样一个消遣法，可是这桩事，又宣告失败。有的地方是电话没叫通，有的电话叫通了，人又不在家，后来委实无人可找了，心想只有华伯平没有去找，他平常都不在的，星期更不必说。管他，且试一试，便又把电话叫到惠民饭店。那边接了话，却说是刚刚起来。杨杏园就请华伯平说话。一会儿华伯平接电话了，问道：“你是打听余梦霞的住址吗？”杨杏园笑道：“什么红虾红鸭？”华伯平道：“他昨天到北京的，你不知道吗？”杨杏园笑道：“你说是谁，我并不认识这个人。”华伯平在电话里笑了起来，说道：“你们都是文丐啊，不至于不认识。”杨杏园道：“真不认识，也许我一时记不起来，你说他从前在什么地方做事，我就可以想起来了。”

华伯平道：“他是个小说家，曾做过一部《翠兰痕》，风传全国。早几年，中学校里的学生还当作教科书呢。”杨杏园笑道：“哦，是他，难怪说红虾红鸭。我也是只闻其名，并不认识。但他是上海的洋场才子，到北京来做什么？”华伯平道：“听说是招亲来了。详细情形，我不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