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诗情。而他，却在了一个相抵触的环境里。陈卓然比其他人，比如南昌和阿明更成熟，他天乍有理性的能力，所以，他的低沉期也是在更为理性的情形上发生。前期所进行的知识准备都在这一刻里与他为难，构成困境。他的向来冷静的感性其实积蓄起极大的能量，此时一拥而上对抗理性，他的抑郁期就有相当的威胁力。谁能与他抗衡，因而来拯救他？陈卓然读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那一节，克利斯朵夫终于离开德国，乘上驶往法国的火车，他向前方伸出手，说：巴黎，救救我，救救我的思想！此时，想到这一节，陈卓然热泪盈眶。他给阿明写信，南于自恃，也是由于深知阿明帮不了他，他不便于流露软弱，而是以剖析的方式来说明自己的状况。于是，无意中，他便自己在解释自己，说服自己，也就是拯救自己。在信中，他将自己定位成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然而，阿明信上描绘的那个质朴单纯的世界，有着无限的温情，润泽着他的思想。阿明和他是如此不同，他似乎一直保持着孩童的懵懂，对周遭事物无知无觉，这又不是浑噩，而是，自成天地。他并不知道，其时他正处于历史的重要事件之中，上海往皖南源源遣去人员与物资，深入腹地。急骤开出的简陋的临时公路上，行进着客车卡车，以及工程车辆。转眼间，丘陵推成平地，打下钢筋，浇上水泥。国际冷战局势中，又一个战略堡垒将平地而起。阿明可说是在国际风云的前沿，可他浑然不觉，专心于自己的心灵。多亏有了陈卓然，否则，他给谁写信呢？他给家人的信只是报平安，叙寒暖，问健康，或者开列所需物品的清单。而对了陈卓然，他就起了抒发的愿望。和陈卓然一样，他多少也是自己向自己抒发。可同样的，倘没了陈卓然，他就只好抑制住这愿望。现在，他可是相当放纵，相当任性，要对自己，他可不好意思。陈卓然就像另一个自己。好比阿明对陈卓然，是另一个陈卓然。陈卓然的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