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也并不是老家，只是父亲母亲曾经在那里寄养过一个姐姐的老乡家，父亲真正的出生地，却是南昌。父亲家是南昌城里一家有钱的大户，乡下有田产，城里有工厂和商铺，他自从参加革命再没回过南昌，表示了一个革命者和有产阶级家庭决裂的决心。也不知什么心理作祟，是忽然涌起的乡愁，还是要纪念家中某一个变故，父亲将他的头生子取名为了“南昌”。从这一点看，也可以辨别出他父亲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属性。当南昌回到家中。还未进门，糊了满墙的大字报就会告诉他这些。于是，这场革命将带给他极其具体的考验。父与子的冲突几乎是每一场革命必然发生的情节，它表面上是背叛，实质上却是一种承继。这两个绝然相反的情形同时发生在这个关系里，注定了它的悲剧性，几乎成为革命的命运之一。

南昌回到上海，已是春节以后，住学校的战友告诉说，他姐姐来找过他，问他几时回来。南昌以为是要他回家过年的事，心想年都过去了，便不当紧。不料当日下午大姐又来了，而且神情严峻，让他回家，问有什么事却并不说。这个大姐比他年长五岁。和陈卓然一样，也是寄养在老乡家，进城之后才去领回。但大姐与陈卓然风格完全不同，她不像陈卓然那样迅速地融入他们的阶层，几乎没有一点儿时生活的遗痕，而是固执地保留了乡人的习惯。她朴素得就像是这家的保姆，长年蓝衣蓝裤，头发剪到齐耳，斜分开，发多的一边用钢丝发卡夹住。事实上，她也担负起一家人的家务。他们的母亲是不管家的，战争塑造了这一种特殊的性格，完全不明白和平日子里的人生义务。所以，她就把这个家全交给了大女儿。大姐管家的作派也颇似乡人，节约到了悭吝。她用碎布缝制了许多小口袋，上面写了电、水、煤气、粮、油、菜金的字样，非常严格地将每月父母的工资分配在各个口袋中。弟妹们要想从她这里得一点零用钱很不容易。可是，也像是循着乡人的规矩，她对这一家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