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层上了、我就读的小学校舍就分散在这排民居之中。其时，有许多小学校都是这样，和民居间杂在一起。但在我印象中，这排楼房里的居民都是深居简出，我们很少看见他们的身影。他们的日常生活紧闭在一扇扇阔大而厚重的门扉后头，莫测高深。以我们那种自我中心的心理来看，这些人的生活只是我们轰轰烈烈的小学生活的附属，是谈不上有什么意义的。这些木质沉重的门窗，隔音良好的墙壁，幽暗的走廊，顶楼，墙角，以及寂静无声，使他们很像一种幽居的动物：鼹鼠。我始终没有走近过那里生活的任何人。其实，这是和所有这城市的居民们一样的生活，可因为隔膜，他们就留给了我暗淡和没落的印象。我想，这个印象的名字叫做道民。这种印象还在其他一些时间和地点产生过，比如，在"文化革命"开始后的一九六九年。

这一年，我们本来是下乡参加三秋劳动，却因林彪的一级战备命令滞留乡间，一直到了这年的深秋。我在学校宣传队拉手风琴，因想家情绪低落，老师便派了我一个差，回上海修理手风琴。独自一人回家，路途显得有些艰巨，要经历多次转车转船，可我就像得了救似地上了路。到家已是傍晚，家中只有老保姆和弟弟。父母都在"五七干校"，姐姐在安徽插队，境况是有些凄凉，而我却安了心，多日的抑郁消解了许多。吃过晚饭，我便出门去给同学家里送信。因为划地段进的中学，所以我的同学们都是沿这条淮海路居住。我是自下乡以后第一个回上海的，就有许多同学托我捎信，包括一些平时并不亲密的同学。在这一个夜晚，我敲开了淮海路街面或弄堂里的许多门扇，这是我以前从未涉足过的地方。

其时，马路变得十分冷清。霓虹灯是早没了，橱窗也暗了灯光，只剩一些路灯，照射着行人寥寥的街面。是因为战备疏散了一些人，还因为没有心境，人和车都很少。沿街的窗户，贴了米字条，说是为防空袭的措施。这样的话，窗玻璃不至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