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开始救灾。因为委员长动作了。委员长说要救灾,当然就救灾了。不过,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首起救灾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仍然是外国人。虽然我们讨厌外国人,不想总感谢他们,但一到关键时候,他们还真来帮我们,让我们怎么办呢?这时救灾的概念,已不是整体的、宏观的、从精神到物质的,仅仅是能填一下快饿死过去人的肚子,把人从生命死亡线上往回拉一把。外国主教们———本来是来对我们进行精神侵略———在委员长动作之前,已经开始自我行动了。这个行动不牵涉任何政治动机,不包含任何政府旨意,而纯粹是从宗教教义出发。他们是受基督委派前来中国传教的牧师,干的是慈善事业。这里有美国人,也有欧洲人;有天主教徒,也有新教徒。尽管美国人和意大利人正在欧洲互相残食,但他们的神父在我的故乡却携手共进,共同从事着慈善事业,在尽力救着我多得不可数计的乡亲的命。人在战场上是对立的,但在我一批批倒下的乡亲面前,他们的心却相通了。从这一点上说,我的乡亲们也不能说饿死得全无价值。教会一般是设粥场;而有教会的地方,一般在城市如郑州、洛阳等。我的几个亲戚,如二姥娘一家、三姥娘一家,都喝过美国、欧洲人在大锅里熬制的粥。我的花爪舅舅,就是在洛阳到粥场领粥的路上,被胡宗南将军抓了壮丁的。慈善机构从哪里来的粮食熬粥呢?因为美国政府对蒋也不信任了,外来的救济物资都是通过传教士实行发放的;而这些逃窜的中国灾民,虽然大字不识,但也从本能出发,对本国政府失去信任,感到惟一的救星就是外国人、白人。白修德记载:
教士们只是在必要时才离开他们的院子。因为惟有在大街上走着的一个白人才能给难民们带来希望。他会突然被消瘦的男子、虚弱的妇女和儿童围住。他们跪在地上,匍匐着,磕着头,同时凄声呼喊:“可怜可怜吧!”但他们恳求的实际上不过是一点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