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点点头。又问：“路上死人多吗？”

他：“怎么不多，到处是坟包，到处是死人。扒火车还轧死许多。”

我：“咱家没有饿死的？”

他：“怎么没有饿死的，你二姥爷，你三妗，不都是饿死在道儿上？”

我：“就没有一些细节？”

这时花爪舅舅有些不耐烦了，愤怒地瞪我一眼：

“人家人都饿死了，你还要细节！”

说完，丢下我，独自蹶蹶地走了，把我扔在一片尴尬之中。这时我才觉得朋友把我打发回一九四二年真是居心不良，我在揭亲人和父老的已经愈合五十年的伤疤，让他们重新露出血淋淋的创面；何况这疤疖也结得太厚，被岁月和灰尘风干成了盔甲，搬动它像搬动大山一样艰难费劲。没有风，太阳直射在一大溜麦秸垛上。麦秸垛旁显得很温暖。我蹲在麦秸垛旁，正费力地与一个既聋又瞎话语已经说不清楚且流鼻涕水的八十多岁的老人说话。老人叫郭有运。据县政协委员韩给我介绍，他是一九四三年大逃荒中家中受损失最重的一个。老婆、老娘、三个孩子，全丢在了路上。五年后他从陕西回来，已是孤身一人。现在的家庭，属于重起炉灶。但看麦秸垛后他重搭的又经营四十多年的新炉灶，证明他作为人的能力，还属上乘。因为那是我故乡乡村中目前还不常见的一幢不中不西的二层小楼。但如果从他年龄过大而房子很新的角度来考察，这不应算是他的能力，成绩应归功于坐在我们中间当翻译的留着分头戴着“戈尔巴乔夫”头像手表的四十岁的儿子。他的儿子一开始对我的到来并不欢迎，只是听说我与这个乡派出所的副所长是光屁股同学，才对我另眼相看。但听到我的到来与现实与现实中的他没有任何关联，而是为了让他爹和我共同回到五十年前，而五十年前他还在风里云里飘，就又有些不耐烦。老人家的嘴漏风，呜里呜啦，翻译不耐烦，所得的五十年前的情况既生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