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起了姥娘并没忘却的蝗虫与死人的联系。她马上说：

“这我知道了。原来是飞蚂蚱那一年。那一年死人不少。蚂蚱把地里的庄稼都吃光了。牛进宝他姑姑，在大油坊设香坛，我还到那里烧过香！”

我说：“蚂蚱前头，是不是大旱？”

她点着头：“是大旱，是大旱，不大旱还出不了蚂蚱。”

我问：“是不是死了很多人？”

她想了想：“有个几十口吧。”

这就对了。一个村几十口，全省算起来，也就三百万了。我问：“没死的呢？”

姥娘：“还不是逃荒。你二姥娘一股人，三姥娘一股人，都去山西逃荒了。”

现在我二姥娘、三姥娘早已经不在了。二姥娘死时我依稀记得，一个黑漆棺材；三姥娘死时我已二十多岁，记得是一颗苍白的头，眼瞎了，像狗一样蜷缩在灶房的草铺上。他的儿子我该叫花爪舅舅的，在村里当过二十四年支书，从一九四八年当到一九七二年，竟没有置下一座像样的房子，被村里人嘲笑不已。放下二姥娘、三姥娘我问：

“姥娘，你呢？”

姥娘：“我没有逃荒。东家对我好，我又去给东家种地了。”

我：“那年旱得厉害吗？”

姥娘比着：“怎么不厉害，地裂得像小孩子嘴。往地上浇一瓢水，‘滋滋’冒烟。”

这就是了。核对过姥娘，我又去找花爪舅舅。花爪舅舅到底当过支书，大事清楚，我一问到一九四二年，他马上说：“四二年大旱！”

我：“旱成甚样？”

他吸着我的“阿诗玛”烟说：“一入春就没下过雨，麦收不足三成，有的地块颗粒无收；秧苗下种后，成活不多，活的也长尺把高，结不成籽。”

我：“饿死人了吗？”

他点头：“饿死几十口。”

我：“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