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也有个盼头。六年到了，六万块钱就到手了。有时也是个武器。儿子在电话那头跟刘跃进急：“咋还不寄钱呀，你是不是没钱呀？”

刘跃进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没钱？别的不敢说，六万还有。”

儿子：“哪还等啥？寄吧。”

刘跃进：“存着呢。定期。”

六万块钱，既给他壮着胆，也给他托着底。现在陡然一丢，丢的就不光是钱，还有心里那个底；如同楼板突然被抽掉了，“啪唧”一声，刘跃进从楼上摔了下来。包被贼偷走，撵了一阵贼，也没撵上；从服装市场出来，刘跃进蹲在大街上，脑子里一片空白。就像六年前，老婆被人搞了；感到再一次没了活路。从街上回到工地，刘跃进都不知是怎么回来的。

到了工地，丢包的事，刘跃进没跟任何人讲。讲也没用。就是想讲，也无法讲。能讲包里的四千一百块钱，咋讲离婚证和欠条呢？老婆被人搞了，打下这么个欠条；现在欠条丢了，等于老婆被人白搞了；丢包是个窝囊事，这么一讲，又变成了笑话。只能憋在心里不说。这时不埋怨别人，就怨自己爱管闲事。本来是去邮局寄钱，听到卖唱的老头唱“爱的奉献”，过去纠正人家，让他唱“王二姐思夫”；如果当时专心寄钱，也不会出这岔子；老头唱的曲儿改了，自己的包丢了；别人是手贱，自个儿是耳朵贱，丢包活该。胡思乱想到晚上，突然想自杀。脖子上，再一次感到绳子的甜味。在工地上吊，倒不费劲，四处是钢梁架子，不愁没地方搭绳子；就是不去工地，在食堂，食堂棚顶的木梁，也经得起刘跃进的体重。但刘跃进没有自杀。没自杀不是想得到做不到，而是突然想起，那人抢过他的包，窜出一箭之地，又扭脸看了刘跃进一眼，对刘跃进一笑，接着又跑了。不为钱和欠条，仅为这一笑，刘跃进在自杀之前，先得找到这贼，把他吊死。把他吊死，自个儿再上吊不迟。或者，能找到他，也就不用上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