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房租到期，没人愿意继续投钱，店铺撑不住了，剩下了满楼折价的固定资产。大勇认为经营不善的原因是合伙人太多，没法放开手脚施展自己的想法。他看起来心存不甘，仍然跃跃欲试。

接下来两年大勇待在家里，接一些剪辑照片的零活儿，他的QQ头像总是亮的，常发布一些成功学之类的心灵鸡汤。假期再见面，他比前些年又胖了，正在筹钱，准备再开一家婚纱店，这个行业他熟悉。

那时我也要做些决定了。大学最后一年，父母想我回家考公务员，但我犹豫着，不太想回去。我不确定大勇那样的县城生活，是不是还适合我。

三

多年来，每次回到县城的老家，我喜欢在街上闲逛，漫无目的地走几圈。我从家门口的巷子出发，慢悠悠走过一个又一个路口，几个公里，就把小学、初中和高中全走了一遍。

和大勇相比，我们这些读了大学拿到文凭的人，回到县城的最好工作就是考一个编制，进入政府或者学校，安全而舒服。虽然我们内心都期待能彻底离开那个小县城，但就业的压力，前途的不确定性，总令一部分人望而却步。相比之下，县城的安定显得如此具有吸引力。

但那些不确定性也曾令我们兴奋。大学里，我们都喜欢活跃在社交网络上，比如校内网和QQ群。有人在海边把自己埋在沙子里，只露出一张笑脸，同时又有人站在北京的街头，拍下了沙尘暴的照片（配了一行字说，真黄）。有人挂科了，但好像其实挺高兴，有人晒出和女朋友的照片，马上有人回复说，真有夫妻相。看上去，所有人都拥抱着新的生活，练习着新的话语方式。

2007年我进入大学，展示新生活的方式是写博客。在宿舍断电之前，一晚上我就能写几千字，刷新着页面，等待着四面八方的评论。那时我好像有无穷的精力和时间，愿意把任何事情搬到电脑上，我愿意用八百字讲出在食堂忘带饭卡的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