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们考上大学后，自尊要强、拒绝资助的小姨终于向亲戚们开口，她说这些钱以后会慢慢还的。

那一次回老家，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记。我记得我站在小姨房子的门槛内，外婆站在门槛外，旁边还有小姨和母亲。外婆显得心神不宁。她说，她刚从庙里回来，她去给外公求了一个签，算了一卦，说是如果能熬过这个年关，就暂时不会有事了。我很是震动。我竟不知外公的身体状况已经濒临死亡的边缘，我被一种亲人要离去的恐慌和生命的不确定性攫住，忽然害怕起年关的到来。

外公熬过了那个年关，我们都松了口气，外婆也愈发心诚地念佛——她是整个家庭里唯一信佛的人。

然而，外公终究没有熬过太长的时间。1990年4月的一天，我上高一，老家忽然来电话说外公快不行了。父母立即赶回去了。三天后，外公走了。母亲后来告诉我们，外公死前非常痛苦，浑身痒得厉害，都挠出了血。我听了很难过，想起小时候让外公给我挠“角角岭”，他总是挠不对，我就撒野。

然而，外公去世带来的震动很快在与老家隔绝的世界中消逝了。自从上高中后，我就不怎么回老家了。我的生活被其他的东西占据了：备战高考、成长的烦恼、人生的困惑、对未来的憧憬和迷茫。老家的山水人情似乎都在慢慢离我远去。及至到北京上大学，就更少回外婆家了。

外公去世后，石头岭只剩外婆一个人（舅舅一家于80年代末去了杭州发展），子女们便经常接她出来住，怕她一个人没人照顾，又寂寞。不过，外婆习惯了农耕生活和自己的家，出去住不了多久就要回去，特别是清明时节，必然是要回去给外公扫墓，以及挖春笋的。

很久以后，我已经工作了，有一次我回到石头岭，惊讶地发现这个充满童年记忆的村庄，已近消亡。老年人离世的离世，年轻人则全部出去打工了，只剩下两个常住人口——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