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会压到年底才批。

同事们离开的时候，王箫正在休产假，她的这一胎终于顺利分娩了。我去看她，她抱着孩子，还在担心法院的工作。在我看来，王箫显然是很适合法官这个职业的，她没有太多的欲望和需求，但我不知道，这份忙碌的工作是否会挤占她未来的人生。

五

在深圳，田丽丽也谋思着她的辞职。基层法院的工作其实是平凡普通的，但她发现自己最终记住的，都是那些伤害她的案子。起初她还好言好语，给当事人普法，时间长了，耐心也渐渐失去。而且，这些还只是外部矛盾。在法院内部，围绕着分工和晋升，又有数不清的矛盾。

进入法院之前，田丽丽对我说，她期待有个途径能够晋升到高院，多做研究型工作。但进入系统一两年就发现，除了重新考试、进行遴选，根本没有这个可能。整个法院晋升的体系极其不健全——以前法官们靠熬年头还可以晋升，现在连熬年头都不行了。

田丽丽所在的法院，司法改革员额制试点得稍早。所谓员额制，极大程度地削减了法官队伍，要求法官员额不高于法院工作人员的39%。这意味着，田丽丽这个法官助理晋升为法官，需要更长的时间。而她在其他法院的同学们，工作两年就已经是法官。

考核法官的标准也让田丽丽不服气，其中之一就是上诉改判率。田丽丽说，在法院内部有个说法是“做多错多”——“审得多的人肯定错得多。不干活的人，判决书永远不会出错，他们更容易晋升。”田丽丽的师傅兢兢业业，直到快50岁才混了一个正科级。田丽丽后来改做法院领导的法官助理，对方的审判风格是每个庭审十分钟完事，什么问题都不问，让写判决的田丽丽去发补充询问，书面再了解。

每年评法院先进，是田丽丽最受挫的时刻。头两年，她都是法庭同事们认可的先进人选，但领导一句“再考虑考虑”，就能直接把她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