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的。她认真研究每个案子，总结出银行卡盗刷的重点是举证责任的分配，就此写了篇论文。

但田丽丽开始有了抱怨，经常唠叨工作中的琐碎。她遇到了一个交通案，肇事人是个外地打工的年轻人，他的面包车在红绿灯路口撞了人。田丽丽对他的第一印象是善良老实，伤残事故的赔偿近十万，年轻人没有上交强险，又是外来务工者，这笔费用着实不小。

田丽丽在内心是有偏向的，她希望能帮年轻人调解，或者争取少判点钱。但在法庭上，年轻人要求调取监控录像，这时距离他撞人已经超过半年，而此前他对交通认定书并没有异议。田丽丽向他解释：“第一，你没有在法定期限内提出调查取证，第二，你提出的取证对我们没有意义，我们不能去修改责任认定书。”还有一点，田丽丽没说出来，法院调查取证很难得到配合，他们根本调取不到这个录像。

年轻人不听，又要求重新做伤残鉴定。“他要求患者完全痊愈后重新做鉴定，这不符合法医学的意见。”田丽丽向我抱怨。

不管田丽丽怎么向他解释都没用，年轻人非常激动，甚至说法院偏向原告，这让田丽丽很受伤。事情发展到后来，年轻人天天带着他七八十岁的母亲来法院闹，在开庭过程中冲撞书记员，还打了书记员。田丽丽最后秉公判决了这个案子，年轻人上诉后，上级法院维持原判。

法院前辈们给田丽丽的意见是：“案子不能投入太多，每个人你都会觉得很可怜，但其实并不值得可怜。久而久之，你见怪不怪，变得麻木就好了。”

我想，田丽丽并不希望变成这样。她告诉我，她想回北京。

她开始到处托人在北京找工作。问及原因，她说：“基层法官并不是一个有尊严的职业。”她讲了她遇到的另一个劳动争议案子，当事人是个IT公司的员工，在公司的国外驻地打架被调回国，他开始闹事，公司就把他开除了。案子到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