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遭遇了村里几个二流子的勒索，三角架都被抢了，好不容易才在当地派出所的配合下讨要了回来。

“简直就是流氓！”聂建平在得到来永嘉汇报时，直接就拍了桌子，“乐城市还是不是中国的城市，为了一己私利，不惜耽误国家的重点建设，他们的领导还有一点党性没有！”

“唉，现在不是讲究一切向钱看吗？谁还讲什么大公无私。想当年，我们在东北开采油田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对我们多支持啊，那真是要什么给什么，从来不讲回报。这些年，人怎么都变成这样了……”

一名上了些年纪的工程副总指挥在旁边发着牢骚，语气中颇有一些九斤老太般的感慨。这几年不太时兴抓辫子、扣帽子了，大家也都比较敢说话。从官员到普通百姓，遇到点什么不顺心的事情，都要抱怨一声“想当年如何如何”。殊不知这其实只是距离产生美而已，当年他们遇到的窝心事也不比现在更少。

来永嘉是个务实的人，他知道现在批评什么社会风气也是枉然。地方政府向国家争项目、争资源可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可以说从建国之初就已经开始了。再往前推到战争年代，各支部队之间互相争装备、争兵源的事情也同样不少，哪有什么真正的一盘棋思维。早些年，地方的自主权少，缺乏积极性，所以显得不太争抢，这些年地方自主权不断扩大，争项目也就成为常态了。

来永嘉自忖无力改变这种社会风气，他能够做的，只是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面对着暴怒中的聂建平，他无奈地说道：“老聂，这种气话就别说了，咱们还是想想怎么满足乐城市政府的要求吧。我和尚仁业谈过好几次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非常坚决，应当是无法改变了。要想让他们心甘情愿地配合咱们，只有想办法解决电视机厂的问题。”

“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聂建平泄气地说道，“国家的政策不可能拿来做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