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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不明白。”我说，“不过她毕竟还是个孩子，而且心灵已经受到创伤。应该有人保护她，棘手是有些棘手，但必须有人这样做。这是责任，明白吗？”

她当然不明白。

“我不是叫你每天都领来这里。”她说，“在那孩子同意来的时候领来即可，我也不时打电话过去。我不愿意失去那孩子，长此以往，我真担心随着她逐渐长大而离我越来越远。我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沟通和纽带。我可能不是个好母亲，可是较之当母亲，我要干的事情实在太多，毫无办法。这点那孩子也该理解。所以，我寻求的是超乎母女之上的关系，是血缘相连的朋友。”

我叹口气，摇摇头——尽管摇头无济于事。

归途车中，我们默默地听着广播音乐，我有时低声吹几声口哨。此外便是无尽的沉默。雪转过脸，一动不动地凝视窗外，我也没什么话特别想说。如此行驶了大约15分钟。之后我产生了轻微的预感，一种如无声弹丸般的预感倏然掠过我的脑际。

于是我按照预感把车停在前面一处海滨车场，问雪是否心情不舒服，“没什么？不要紧？不喝点什么？”雪一阵沉默。暗示性沉默。我再没说什么，密切注视暗示的发展。年纪一大，往往可以多少领悟暗示的暗示性，知道此时应该等待，直到暗示性以具体形式出现时为止，犹如等待油漆变干一样。

两个身穿同样的小号黑游泳衣的女孩儿肩并着肩，从椰子树下缓缓行走。脚步迈得很轻，活像在围墙上挪动的猫。泳装的样子很滑稽，仿佛是用几块小手帕连接而成，几乎一阵强风便可从身上掀跑。两人恍若被压抑的梦幻，氤氲着既现实而又非现实的奇妙氛围，从右向左横穿过我们的视野消失了。

布鲁斯-斯普林斯廷唱起《饥饿的心》。娓娓动听。看来世界还不至于漆黑一团。音乐节目主持人也说这歌不错。我轻咬一下手指，纵目长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