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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在恋爱？”大岛问。

我点头：“你呢？”

“你是问我在不在恋爱？”

我点了下头。

“就是说，你想就装点作为性同一障碍者兼同性恋者的我的扭曲的私生活的反社会罗曼蒂克色彩进行深入调查？”

我点头。他也点头。

“同伴是有的。”大岛神情显得很麻烦地吃海贝，“并非普契尼歌剧中那种要死要活的恋爱。怎么说呢，不即不离吧。偶尔约会一次。但我想我们基本上是互相理解的，并且理解得很深。”

“互相理解？”

“海顿作曲的时候总是正正规规戴上漂亮的假发，甚至撒上发粉。”

我不无愕然地看着大岛：“海顿？”

“不那样他作不出好曲。”

“为什么？”

“为什么不知道。那是海顿与假发之间的问题，别人无由得知，恐怕也解释不了。”

我点头：“嗳，大岛，一个人独处时思考对方，有时觉得悲从中来——你会这样吗？”

“当然。”他说，“偶尔会的。尤其在月亮显得苍白的季节、鸟们向南飞去的季节。尤其……”

“为什么当然？”我问。

“因为任何人都在通过恋爱寻找自己本身欠缺的一部分，所以就恋爱对象加以思考时难免——程度固然有别——悲从中来，觉得就像踏入早已失去的撩人情思的房间。理所当然。这样的心情不是你发明的，所以最好别申请专利。”

“远方古老的怀旧房间？”

“不错。”说着，大岛在空中竖起叉子，“当然是隐喻。”

晚上九点多佐伯来到我的房间。我正坐在椅上看书，“大众·高尔夫”引擎声从停车场传来，旋即停止，响起关车门声。胶底鞋缓缓穿过停车场，不久传来敲门声。我打开门，佐伯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