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的遭遇是这部小说的重心，所占篇幅也并不大，但她无疑是上下纵横、虚实交错的小说空间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点（point）。围绕着这个点，不同的人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情爱旅馆女经理、职业拳击手出身的阿薰对白川大为愤慨：“为了不让报警，浑身上下剥个精光。卑鄙的家伙，一文不值！”为了不饶过这个“暴打无辜女孩的家伙”，她费了不少周折把监控摄像机里的白川头像用电脑打印下来，送给那个在背后操纵“妓女”的中国男人，以便由中国人将白川的耳朵割掉一只。玛丽则说“看第一眼我就想和她成为朋友，非常非常想……我觉得那个女孩现在彻底留在了我身上，好像成了我的一部分”。而高桥经过沉思后，则认为玛丽的姐姐爱丽正在另一个类似情爱旅馆的地方“遭受无谓的暴力，发出无声的呻吟，流着看不见的鲜血”。事实上爱丽也在仿佛是白川办公室那样的房间里沉睡，醒来后但觉身体变成了空洞，“迄今为止使她成其为她的器官、感觉、血肉和记忆被某人之手熟练地剥夺一空。结果，自己变得什么也不是，彻底沦为仅仅为外部事物的通过提供方便的存在。”于是，爱丽的处境和中国女孩的遭遇之间果真有了一条令人深思的隐喻性纽带。就这三个人态度来说，显然是“善”或类似“善”的情感的流露。这里，作者无疑肯定了“善”或类似“善”的力量，“善”（爱心）最后使玛丽和爱丽双双获得了解脱和再生，也可能使白川少一只耳朵“戴不成眼镜”、使中国女孩的遭遇不至于在异国夜晚完全化为零。

不过相比之下，作者的注意力似乎更在于由中国女孩的遭遇这个“点”所折射出来的“恶”。恶的化身当然是白川，但白川的恶不同于那个骑越野摩托穿黑皮夹克留褐色马尾辫强迫同胞接客的中国男子的恶。概括起来，白川的恶或白川式的恶有这样几个特征：一，“身高、体形和发型都极为普通，在大街上走碰头也几乎留不下印象”，是个外表没有任何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