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阵惊叹，“属于四化人材呀。”

“哥儿们，”我说，“咱们不是玩牌吗，怎么改了，拿我开起心。”“没那意思没那意思。”戴眼镜的那个拿出扑克牌，洗了牌。我们四个开始摸牌，玩一种赌点小输赢的牌戏那两位都是都牌痞了，玩得很油，也很体贴我们，赢了几局后又送了我们几局。不就是玩么，我也没太认真，乱叫高分。玩来玩去，胡亦成了唯一赢家，赢了几块钱硬币，愈发兴致勃勃。我已经有点心不在焉了，一边出牌一边瞪眼看电视。

“你真是考古的？”年轻的那个牌友问我。“听她胡说，不是。”“那是干什么的？”

“街道干部，你呢？”我问他。

“他们是作家。”胡亦插话，俨然已相知颇深的样子。

“噢。”我想起旅馆某个房间门上似乎贴过一张某出版社笔会报到处的告示，原来他们就是那伙写东西的骗子。他们自报了家门，我听着耳生。胡亦又告诉我他们的作品是什么。

我瞅着胡亦热心声张（真不知她怎么和这二位一下子这么熟）以及两个作家谦逊的样子十分可气，明明看过那些作品也装糊涂，“我很少看中国小说。”

他们又说了一大堆来参加这个笔会的如雷贯耳的名字。胡亦兴奋得满脸放光，又恭顺仰。

“我不知道你还是文学爱好者。”

“我当然是，”胡亦白我一眼，“我兴趣广着呢”。

这牌已经没法玩了，因为胡亦开始就文学提出一连串诚恳而愚蠢的问题，那两个家伙在煞有介事地热忱回答。一个热情的文学青年撞上一个或者两个热情的作家真是件令人恐怖的事。他们的话题渐渐大起来，已经侃出了国界。我明显感觉碍他们的事，又不便拍屁股走，似乎不恭，只好假装被幼稚的武打片所吸引乃至全神贯注。正在我痛苦不堪的时候，电视救了我。本来打得激烈的场面突然变成了一个正在脱衣服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