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设计师等等，王蒙奋起以法律为武器保卫自己的名誉。权利。政治前途。这很好，我知道后也挺振奋，终于有一个著名作家，不是用打笔仗的方式，而是用法律的方式保护自己，伸张社会正义，为其他知识分子以后受到莫须有的甚至是用心险恶的攻击时，怎样既自我保护又维持社会公正做了一个示范。但是突然有一天，王蒙发表了一大批信，其中就有当时新上来的文艺界头头玛拉沁夫给王蒙的信，那时王蒙正如日中天在文化部长位置上。玛拉沁夫当时已无事可干，信的内容好像是说他还能干，请求王蒙给他找个位置，一纣口气谦卑加决心书式的信，有人把这信叫作"效忠信"。我觉得与效忠无关，也就是中国人惯用的韬晦而已。王蒙发这个信显然是为了臭玛拉沁夫，但这是私人信件，在没有经过写信者本人的同意或授权下不能公开发表，接信人可以烧掉或保存起来，但不得公开。这是法律常识。但王蒙不管这套，他以为小人只能以小人的方法来对付，流氓只能还以流氓，他似乎不明白，以流氓对流氓只能是大家一起流氓。这样可以发泄个人恩怨，但于社会正义、秩序无补。正如以暴易暴的结果还是暴力。我们似乎永远逃不出这种恶性循环。王蒙他就可以这样，前一会儿他会名正言顺地运用法律捍卫自己的权利和社会正义，后一会儿他又会以正义的化身出现，置起码的法律常识于不顾，用阴招儿、用流氓对流氓的手法对某个有损于他的人进行报复。而且，我以为这不公正是王蒙的做法，也是一大批文人的共同心理。

王蒙的信发表后，许多文人拍手称快，感到这下让玛拉沁夫这个专门整人的老左脸面丧尽，当时受压抑的一群人借王蒙的小伎俩出了一口恶气。我就觉得他们对王蒙的做法拍手叫好，特过痛的痛快，这仅仅是个人恩怨的发泄，文坛青红帮之间的火并，与法治建设、反对极左、民主改革等等社会公益全无关系。有的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把公正全抛开了，他们要的只是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