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跟美国人说不。

老侠：日本人特别叫真儿。咱们的许多外来术语都是从日本那儿进来的转口贸易。像"哲学"、"美学"等等。日本人做学问的态度比咱们认真，不可同日而语。

日本学者做的中国文化研究，比咱们扎实得多。中国人太爱投机取巧了。许多硕士、博士论文中的引文都是从什么地方看到的，别人引了他就拿来用，不会自己下功夫找原著读一读，甚至连核对一下出处都懒得做。什么东西对我的论文有用，还要不费力，就投机取巧地用了。他们也知道，反正导师们也稀里糊涂的。

王朔：咱们算学者的也有几十万人吧，里面总有几个是正派的吧？

老侠：唉！现在……难找呀！

王朔：你是不是说，在这里面我想正派，可我不知道怎么正派。

老侠：就是。你想做人的时候却不知道怎么做人，你不拿自己当人不想做人的时候却混出个体面人的名声，活得非常好。

王朔：就是说正经做人挺累的，挺别扭的。那些在学问上真一点儿的人，是不是应该有一些？

老侠：有是有，但肯定成不了时尚的宠儿，寂寞无助，连出书都找不到门路。

现在的中国人，离认真的学术、认真的做人太远了。

王朔：西方也有认真与不认真之分吧，我不信他们就个个做人做学问都认真。

老侠：有本法律界非常有影响的名著，叫《法律与革命》，是个美国教授写的，他叫哈罗德·j·伯尔曼，你想不出他这本书用了多长时间。

王朔：十年、二十年……

老侠：四十年。

王朔：咱们没有那么傻的人。

老侠：哪有傻到这份儿的人，开玩笑！追着浪潮走，这个浪头赶不上，哗"地又是下一拨儿了。

王朔：是呀。那么弄，弄成了，也老了，完了。什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