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也帮我项个身份，被我谢绝了。

“文革”的苗头当时已经逐渐展现，各种运动风潮涌动，这个国家的未来越来越难以预测，在这个时候，还是小心一点好。

后来说起了袁喜乐，他听了我的遭遇，提醒道，她是跟着大部队出去的，当时最合理的情况，很可能是到部队医院，然后被家里人领回了家。

袁喜乐是孤儿，会由单位负责，安顿在单位所在城市的精神病院里。所以，很可能不在东北，而在南方。

于是我又辗转到了南方寻找，她的名字很奇特，重名的情况会很少，所以我连错误的希望都不曾有过，只是害怕命运和我开玩笑，对于每一个医院都是亲自问过和看过很多遍。

一路麻木又不敢放松地找过来，却还是没有消息，一直到了第二年的冬天。

我来到了成都市郊区的双流精神病院。

那是我在四川的最后一站，成都的冬天，少有地下着冰雨，十分的寒冷。

我刚找到医生，拿着王四川父亲开给我的介绍信，想去病房看看，走过走廊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女人的背影。

那个女人正看着窗外的冰雨，玻璃上倒映出她模糊的容颜。

我走了过去，拍了拍她的肩膀。

她转过身来，我们四目相对。

我想说话，但是那一刻，却什么也说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