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亩九厘，天启年间减到了六厘，减收了一百五十万两左右。

杂项收入，在天启年间是一百八十万两左右，其中房铺税和典当酌分，这是向工商业者收取的税费，此外盐税和茶税，也是比万历年间多收了好几十万两。

而到了崇祯朝，总的税赋额度差不多，前两年略有回调，也是崇祯和新上任的大臣知道民间很苦，所以回调了给大家喘口气。

到了崇祯二年和四年之间，收入又重新上来了，因为大量的农民造反，各处兴军，崇祯二年被女真人入侵，战后一片疮痍，要修城重建，另外还要整编兵马，用钱的地方太多，所以崇祯二年之后又将收入回调。

但回调的收入杂项收入和盐茶税都减少了，而农田赋税则大为增加，从天启后期的每亩六厘增加到了十二厘，对百姓来说，可谓盘剥更重。

后人说的崇祯年不收工商税当然是鬼扯，可是幅度大为减少，也确实是事实。

到后来剿饷和练饷加征，三饷一年增收两千万，朝廷用度开销还是不足，蓟辽宣大等镇一年哪能得了这么多钱？

大量的开销被贪污和浪费了，崇祯的治国无能，在这一点上就无有可推辞的地方！

信王对兄长的话，几乎一点儿也听不进去！

对一个笃信儒家学说，相信名君贤臣模式的亲王来说，大明帝国家传的治国心术是根本没有什么参悟，而且信王的天份不好，脾气又固执，性格有些偏激，所以在此时根本无从体会兄长的良苦用心。

外朝用文官，这没有问题，但内廷的皇权怎么用，皇帝的意志怎么体现，这其中是有大学问的。

帝王之道，术法理要并用，所谓独尊儒术从来就没有过，那是在民间哄傻子的说法。其实汉宣帝的话才是真实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这才是一千多年来的真相，纯儒治国，以前没有过，以后当然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