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怎么连口水也不敢喝呢……

在浙江建生祠不光是一个生祠的问题，还涉及到一种政治表达，各地的督抚到底和魏公公是不是一条心？如果是一条心，为什么别人给魏公公修生祠，你这里却是巍然不动？

自天启五年过后，两年不到的时间，各地的生祠修了上百座，每座用银最少都是十万两以上，包括在战区的宁远城也是一样，时任辽东巡抚的袁崇焕也是给魏忠贤修了生祠，一样的靡费，每座生祠都是一座投名状，有了这个投名状才算得上魏公公的自己人，魏公公才能放心使用下去，若是不修，当然是免官，最少也要调任闲职，不可能将要紧位置给非心腹的官员来担任。

先是与东林党的朝争，以杨涟等人的死亡为结局，然后是孙承宗的去职为结束，象征着东林党的彻底落败。

然后就是修生祠，意味着魏忠贤加强了对地方的渗透和控制，通过建生祠之事，算是把大明地方政权也洗涮了一次。

魏公公掌握朝政的三年，也是较少争端的三年，从中枢到地方可谓都是令行禁止，几乎没有任何的滞碍，众官是慑服于魏公公的铁碗手估和淫威，东林党这样的强势集团都被压的不敢动弹，更不要提普通的官员了。

高压之下也是高效率，后人有些观点来赞颂阉党，主要原因也是从这里出发。

不管是调整官员岗位和督促官员做事，阉党的效率当然要高出不少，看起来也很得力，但这也是建立在魏忠贤在内的阉党集团大肆贪污的前提之下，魏忠贤一个人就捞取了大量好处，加上各处建生祠的耗费，东林党上台之后所谓的民间困苦当然也不是空穴来风，阉党的名声已经臭了，投效的官员最大的节操都没有了，捞钱又算什么……总之在没有彻底改革明朝财政体系的前提下，任何当政集团都要搜刮民间，东林党也没有减免商税，只是略作调整，不涉及税率和征税方式的前提下，海贸带来的财富还是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