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件事。

一些发展中国家处于天不怕地不怕，光脚不怕穿鞋的阶段，自然可以对一切嗤之以鼻，阳奉阴违。但中国致力于长期可持续发展而不是当国际恐怖分子，在外贸、货币、金融等方面日益国际化，是不可能做到这样无视一切的。

环境问题，也自然而然成为发达国家制衡中国的一种手段，“环境”与“人权”成为了两柄利刃，闲着没事儿就刮你一下，做黑你名声的同时，也逼迫你做出某种妥协，否则在国际社会，各行业贸易中就会被恶心到。

本身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地位，也没法做得太过分。

在一次次《公约》的签署中，环境与排放问题愈发尖锐，上层都十分清楚，最新的，最狠的一次协定迫在眉睫，中国没的选。从趋势上来看，新一代，跨越性的排放标准是不可避免的，也许半年，也许一年，也许两年，总之不可能扛过两年。

内忧外患过后，实事求是，这也是福泽子孙的事情，即便在经济发展上我们永不知足，但我们的肺也会疼的。

通常排放标准的制定，是环保局、技术监督局来搞的，可这次牵扯到了再次申奥的政治任务，最强大的部门，计划委也参与到其中，负责尽快促成这件事。

计划委内的领导干部，多数是理论出身，长于研究与探讨大问题，大方向，不可能做到对每个行业都精通，环保部门也同样，在这个阶段，他们更善于吸收国外的环保经验，甚至在控制参数上也是如此。

研究与讨论，实际上在94年就开始了。

当对于煤电行业污染治理的第一套方案，摆在黄正辉桌子上的时候，他直接给吓到了。

燃煤火电厂污染物排放标准编号为gb13223-19xx，后面是颁布年代编号。此前，电力系统遵循的一直是1991年标准，这已经是90年代的新标准了。标准的规定并不是死的，并不是说每个电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