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逃不掉的税，最好收，官府当然是紧着这里收。

其余的，如工商税，都不是很好收，工人去帮人做工，薪资几何，根本不会报给朝廷，朝廷也不会知道一个工户一年干了多少天活，收入了多少，税收的标准，就无从谈起，一般都是每年征调他们去帮朝廷干点活，就抵税了。

而这种签订劳动协议，根据协议薪酬，自行报税的方式，就很能解决工人税收的问题，这样，朝廷在实施公民制度后，诸公对于税收方面的担忧，就解除了。因为，从关中的情况来看，有很多贫困地区的老百姓，都选择弃农从工了，这是农税降低的主要原因。

而他们弃农从工的原因，正是因为他们所种的田地里产出不多，不能帮他们实现富裕，反而去帮人家做工，却能拿到不错的报酬，比如在渭南新城的那三十多万劳工，原先可都是关中最贫困村落的人，在原本的田地里，往死里种，也就最多混个不被饿死，现在去工地上去做建筑工，每个月，管吃管喝，还能拿一贯钱，这样，谁还想回去种地？

这就是公民制度实行的另一大好处了，他会让老百姓根据实际情况，自行调整就业，不会像以前一样，把大家框死在一块土地上种地，有些土地确实很贫瘠的地方，你再怎么种，产出都不会大，这就会让这个地方的百姓穷了一代又一代。

这种现象，在大唐全国各地都大量存在，在一个连田地里种什么，都是由官府说了算的时代，百姓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力。

现在，如果关中也像善阳这样实行这一套税收政策的话，朝廷在农税方面损失的，在工税这边就可以补回来了。

看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解决税收问题的办法，让李世民险些都忘了自己找孙享福要说的事情了，等许敬宗来衙门找孙享福汇报工作的时候，李世民才想起问孙享福，他此前所说的全军大比的开幕式，是个什么章程。

“陛下，臣准备将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