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房玄龄提出来的这个情况，李世民觉得，今后应该禁止官员过市，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然而，孙享福却觉得这是治标不治本，根本不是把工作做在了前面。

官员手中的权利能够欺压百姓，不让他们过市，他们会以其它的方式欺压百姓，比如，一个官员家里需要青菜，他不会亲自去那些挑青菜到东市贩卖的农夫的摊子上拿，而是会出面，震住其中一两个农夫，让他的狗腿子们每天来摊上白拿。

现在，你禁止这个官员去东市，对于他们的实际影响其实不大，因为这种事情，官员每天亲自干的少，他为了降低影响，还有可能直接派自家的狗腿子去农夫的家里拿。

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孙享福是经历过后世社会体制成熟时代的人，自然有自己的一些见识和想法，出言向李世民建议道，“官员欺压百姓，是因为权力没有受到限制，他们做一些侵犯别人利益的事情，觉得是理所当然，禁止官员过市，不能根治这种情况，咱们要针对这些情况，重新修订制度才行。

比如，公民是可以举告官员的不法行为，这样就能给官员的权利套上了一层锁，而在举告后的诉讼判罚阶段，要始终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甚至可以让百姓匿名举告，只有负责检察，取证的官员知道举告者的身份，这样就不用担心百姓因为害怕官员报复，而不去告状了。”

“给百姓举告官员的权力？”李世民闻言，若有所思，已然觉得有些可行。

大唐现在的制度，基本都是继承了前隋，而隋朝正是败亡在这套严格的管理制度下的，官员对百姓的管理又细又严，稍不如意，便可找理由叛死，弄的百姓人人畏官如虎，民不聊生。

而李世民此前被外患和灾难搞的焦头烂额，没有精力来改革，现在，外患已经解决，内部的灾难也基本平息，正是着手改进这些制度的时候。

但给平民百姓举告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