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在床前，六只茫然的眼睛望着我红肿的背，深恐怕溃烂会穿入肺部，有时候，当我们有钱的时候，政芬便去买一点红药水为我涂擦。后来伙伴们在他们那每月可怜的两个老盾薪饷中抽出一部份捐给我，才正式延请医生治疗。

我痊愈后，便决心再凑钱为安岱看病，孩子的笑容永远不断，但她那大而圆的眸子却不能灵活的转动，她不太会玩，因此她的哥哥安国也不喜欢和她玩，她只孤单的傍着椰子树，看她的哥哥和邻居的华侨孩子们追逐，一站便是几个小时，从不欢叫，也从不哭号，我隔着竹窗看过去，看见她无知无识的，得意的吮着小手，口水顺着肥胖的手腕流下来，我忍不住狂奔过去，把她抱到怀里，吻她，亲她，眼泪洒满了她那傻笑的面庞，如果能用我的心换取她的聪明，我愿把心挖出来，我愿为我的女儿死，愿为我的女儿作任何事情，只要能使她恢复往日的伶俐。

在萨尔温江大战前三个月，我们终于前往曼谷求医，我和政芬，她拉着安国，我抱着安岱，从夜柿乘长途汽车去清迈，转乘火车去曼谷，我们坐的是头等车厢，这并不是我们有钱，而是，头等车厢的乘客最容易受到尊重，我们是中国人，却没有中国护照，必须藉着头等车厢的声势才能安全通过，在车子轻微的震荡中，眼前逐渐展开苍茫的平原，极目所至，全是稻田，风吹禾动，像是无涯的浪波，向铁路线汹涌而来，使我回到我那千里青青的梦中家园，政芬端坐在那天鹅绒的，足可以把身子全部吞没的巨大沙发里，不自然的搓着她那满是裂纹的手指。

“我要唤回我当年的记忆，”她激动的说，“可是已唤不回来了，多少日子的蛮荒逃亡，使我忘记自己。”

安国最为兴奋，他对每一件事物──包括前进着的车厢，呜呜的车头，涂蜡的地板，以及我们身上穿的竭尽力量购置的新衣服，和虽然太阳高照，却有点微凉的头等车上的冷气，他不断的向我和他妈妈问长问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