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相对无言。一直到了五六天后，一卷录音带，才辗转到我手上，不知道是谁送来的。香华请一位华人朋友吕嘉行先生帮我整理下来。假设这时候，录音带发现空白，我一点也不稀奇。然而，吕先生全部记下来之后，竟没有一点空白，真是感触良深。我们的东海大学和人家的爱荷华大学，在这一点小动作上，怎么竟有这么大的落差？我向爱荷华大学致敬。

《丑陋的中国人》除了中文本外，还有三种译本，日文、德文、英文。一九八六年，日文译本出版时，我和香华受邀从台北飞到东京。在新书发表会上，一群一口流利中文的日本记者，逼着我问：“以一个中国人的身分，站在我们日本土地上，对你自己的同胞，无情地指责和揭发，使我们日本人看不起中国人。请问你会不会感到羞愧？”我回答说：“我想，以各位流利的华语和各位访问中国时所写出来的报道，我请各位诚实地，用你的专业荣誉保证，诚实地回答我，在看到《丑陋的中国人》之前，难道你就看得起中国人吗？你难道从不耻笑中国人吗？”大家互相看看，尴尬地点点头。我说：“你们事实上根本就看不起中国人，但因为你们是日本人，不便讲出来，如此而已。”忽然间，他们哄堂大笑，是那种有节制的哄堂大笑。“我所以敢指出中国人的缺点，正因为我是中国人。长期以来，你们所看到的，多是虚骄的中国人。而现在，二十世纪七○年后，有检讨能力和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一代中国人诞生，我们需要各位的帮助。”

一九八九年，我第二次回到大陆。在香港一下飞机，立刻陷于闪光灯和记者群中。有记者问：“你对‘丑陋的中国人’的遭遇有什么意见？”

我能有什么意见？

然后，二○○三年，神舟五号发射成功，北京新华社一位记者先生，用越洋电话向我访问。我为这项成功感谢上苍，但他告诉我一个消息，说：“可是有些人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政府应该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