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啪”地把钢笔搁下：“不行，你现在得拿给我，不然我一个字都不写。”

我俩对峙了一阵，郑国渠大概觉得反正我也跑不掉，就退了一步，让我继续写，郑重在门口看守，然后他自己走了出去，说去给我取来。

办公室只留下我一个。我铺开信笺，一笔一划地写了起来。《素鼎录》虽然是白字门的秘籍，但我并没有把它捂在手里的心思。鉴古技术日新月异，造假技术也不断创新，《素鼎录》里虽然有些好手段，但早晚都会过时，这时候再讲究什么不传之秘，未免太落后于时代了。

我唯一的顾虑，是郑国渠学到了这些东西，造出更多赝品，违背了我不碰假货的原则。于是我没有默写原文，而是把加密的文字默写下来。如果我不说出密码，郑国渠就和黄家一样，偷了也是白偷。

想到这里，钢笔的笔尖猛然一顿。我突然想到一件事：黄家偷那本《素鼎录》，真的是为了得到白字门的秘籍吗？

我听药不然说，五脉改组为鉴古学会以后，各家都有意识地跟大学、研究所等科研单位合作，不断有新的鉴伪手段被开发出来——其中尤以黄家和药家最为用心，因为高科技对鉴定青铜器、玉器和瓷器特别重要。一本民国时期的《素鼎录》对黄家来说，究竟有多大意义，这个实在很难讲。

目前我所知道的牛皮镶银笔记，一共有三本，一本记载了白字门的鉴古技术；一本留在日本，据说是木户有三亲笔所写，内容不详；另外根据付贵的说法，还有第三本笔记，在许一城死后不知所踪，写的什么内容不清楚。根据我的推断，剩下两本笔记里，很可能是记录着木户和许一城1931年7月到9月这期间发生的事情。

这三本笔记外貌都一样，都是粗粝的牛皮封皮，四角嵌着莲瓣银，光看封皮没什么区别。黄家那次派人去我家里偷东西，恐怕是误以为我家里藏的是记录1931年之谜的笔记，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