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局的人问我是谁，我称是泰国华侨，为了给那名赵姓村民治中邪症状来到濮阳，后来才发现他是因为挖到古墓而中邪。因为身体不适，所以没时间给政府打电话。我就替他办了。接电话的那名工作人员显然没听太懂，但仍然表示会马上调查。

我和老谢、阿赞洪班三人从郑州飞到广州，在广州机场里的餐厅中，我将那三万五的余款再分给老谢一万，他乐得合不上嘴。我说：“你说你跟着去这趟有什么用，还费了好几千块的机票钱。”

“哎呀，习惯了嘛，洪班施法的时候我都得跟着。”老谢笑呵呵地说。

要说老谢这人我是真看不懂，吃饭的时候他宁愿省下几十泰铢，居然可以只喝汤而不吃饭，可他大老远从孔敬来到河南，光来回路费就好几千块，够他吃上一年的饭了。为什么？后来我一想，老谢家里有个无底洞的病儿子，他极缺钱。在泰国，阿赞洪班是他唯一的紧密合作伙伴，而我又有着广泛的生意网。如果这个伙伴被我挖墙角弄走而绕开老谢，他会少赚很多钱，这对他来说是不敢想象的。所以他宁愿少赚几千块，也得全程跟着。

与老谢、阿赞洪班分开后，我从广州回到香港。刚过了两天，我就接到老赵打来的电话，上来就斥责：“田老板，你这人是咋回事？为啥叫政府的人来我家，非说我挖到古墓，想上交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