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过多少年也就都出来了。

七岁，我开始要上学了，那时候洪村是有学堂的，但是五里铺没有，那边的孩子早上都得走上七八里山路到洪村来念书。两个村子都很小，全班加起来也就三十几个学生，那个年月读书是不要钱的，早上念的毛泽东选集，下午学点算数。

教室里的桌子都是村里的木匠自己做的，两个人一桌，和我分到一桌的是五里铺的孩子，老师点名的时候叫他“查文斌”。他个子和我相仿，听五里铺的同学说，他是捡来的，从小便受那些孩子欺负，我又是洪村出了名的淘气包，开学第一天就干掉了一个同学原本摇摇欲坠的门牙，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他是有些怕我的。

那天早上，和往常一样，我背着书包去上学，到了教室后不久，查文斌捅了捅我的胳膊说：“你今天有事。”

我很奇怪，为什么说我有事，我能有什么事？

他歪着脑袋轻轻在我耳边说：“你一会儿就得和老师请假要回家，你家里有事，昨天晚上我梦到你今天要戴孝。”

那时候，我对“戴孝”这个词是不能理解的，便去问他什么是戴孝。我们俩个人的交头接耳引起了老师的关注，于是我很悲催的被老师叫起来点名批评道：“你们两个上课不专心听讲，叽里咕噜的到底在搞什么？”

我发誓，小的时候的我是很老实的，于是立刻举手道：“老师，查文斌说我今天要戴孝，请问什么是‘戴孝’？”

老师一听，这俩熊孩子怎么上课讨论这种问题呢，作为共和国的花朵，不去讨论怎么做社会主义接班人，整天研究些封建迷信的事怎么成？

“查文斌，你给我站起来！”

“老师，我……”

“你什么你！你知道什么叫戴孝嘛！乱说话！”

听到对他的批评后，全班大部分的孩子都哄笑了起来，查文斌的小脸憋的通红。大概是班级里的